中国钢铁突围路径
中国钢铁工业的今天就是欧美日的昨天，中国应借鉴的，是他们共同实施过的削减产能、推进产品升级、加快创新发展和政府托底政策
“十二五”以来，中国钢铁产业逐步进入了发展“新常态”，突出表现为“三低一高”：生产消费在峰值平台波动，并呈下降态势；原燃料价格处于相对低位；钢价则在绝对低位；环保泰山压顶，融资难度加大、资金成本很高。
综合分析欧美、日本等国走过的道路，可以归纳出他们对钢铁工业采取过的有效调整措施。这些措施包括：采取种种保护措施，防止形势过度恶化；限制产量和削减产能，实施集中生产、专业化生产，同时优化了产业布局；注重科技创新，推进产品升级；政府补贴力度很大，但方向朝失业人员、新技术改造倾斜。
中国可以从中借鉴的，是削减产能、推进产品升级、加快创新发展和加大政府托底政策力度。
“钢铁元帅”困境
“十二五”以来，中国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产业结构，钢铁产业逐步进入了“新常态”，突出表现为“三低一高”：生产消费在峰值平台波动发展，而且呈下降态势，市场竞争异常激烈，企业经营困难；原燃料价格处于相对低位，钢价则在绝对低位；环保治理保持高压态势，能源制约趋紧，融资难度大、资金成本高。
总体来看，相对于上一轮高增长、高盈利的黄金发展时期，中国钢铁产业正经历着转型阵痛，突围升级面临着几方面的巨大挑战：
首先，产能过剩矛盾突出。中国钢铁企业经营分散、无序恶性竞争激烈，效益大幅下滑，融资成本高企不下，一些企业长期亏损，债务问题严重。因为市场退出机制不完善，导致产能压减工作困难重重，“优不胜、劣不汰”的乱象没有根本改观。
其次，中国环境承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钢铁产业面临史上最严厉的环境治理压力。许多钢铁企业环保历史欠账较多，实现达标排放，需要巨额资金投入和高昂的环保运行成本，成为行业难以承受之重。
另外，不少钢铁企业对转型的认识不到位。这些企业改革创新能力不强，多表现为转型目标和方向不明确，缺乏顶层设计，对转型的艰巨性、长期性估计不足，资源配置、队伍建设跟不上，加上传统思维和既有利益的羁绊，转型往往陷于停滞。
他山之石
历史上，欧美日等国家和地区的钢铁产业，也曾历经了快速增长、调整转型和成熟运营的过程。回顾、分析上述过程，或对中国钢铁产业转型发展具有积极借鉴意义。
先看西欧。无疑，西欧是近代钢铁工业的发源地，在19世纪，西欧曾是世界钢铁生产的中心。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对西欧钢铁工业破坏极大。
“二战”结束后，西欧各国均采取了扶植钢铁工业加快发展的政策，并成立了欧洲煤钢联盟，即欧共体、欧盟的前身。1945年至60年代，是其恢复重建期；经历了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的改建扩建后，西欧钢铁工业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进入了调整期。
在这轮调整期间，欧共体及西欧各国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
采取限制粗钢产量的政策，规定各国、各企业最高总产量限额和欧共体成员国内大多数钢材品种贸易量的最大限额。实施限价政策，最初是对钢筋实施最低价格限制，之后又扩大到小型钢材和宽幅热轧带钢。通过自愿限制协议，限制欧共体各成员国对本国钢铁企业的资助行为，规定只能为减少产能的企业提供资助。削减产能，政府对此给予大规模补贴。补贴只针对那些削减了产能的企业，一是用于裁减人员，二是用于新技术开发研究和技术改造等。
另外，欧共体及西欧支持钢铁企业发展优势品种，调整生产布局，关闭部分产能，突出重点，实施集中生产、专业化生产。支持钢铁企业兼并重组，在重组后关闭不具备竞争力的生产线，避免某个公司整体关闭。鼓励钢铁企业发展多种经营，在1975年至1986年间，蒂森、贺西、曼内斯曼的钢铁销售额占总销售额比重分别从42%、48%和30%下降到了36%、39%和16%。
此外，政府对关闭生产线的区域实施支持政策，提供资金、减免税收等，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增强吸纳钢铁企业失业员工的能力。
再看日本。日本是传统钢铁强国，新日铁住金、JFE等钢铁联合企业和爱知、山阳、大同等特钢企业，在全球具备极强的市场竞争力，多年在业界享有盛誉。
日本政府一直非常重视钢铁工业的发展，对钢铁工业的指导具备很强的针对性。其在钢铁产业调整时期的主要举措包括：
推动、批准企业结成协调联合体，按季度提出钢铁工业指导性产量，并监督落实、协调，必要时对部分品种的价格调整进行管控。协调钢铁出口，包括调整税率，协调有关钢铁企业就某些钢材品种或某些目标市场，在价格、投放量等方面达成一致行动；
控制钢铁工业新上项目和投资，针对钢铁等不景气产业淘汰过剩装备，出台了“稳定特定不景气行业的临时措施法”。协调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企业减少或转移设备能力予以资金支持，并支持加入协调联合体的企业实施减产。在雇佣调整救济金方面，对企业加大优惠政策力度。结合压缩过剩装备，推进生产能力向大企业集中；
对企业投资环保设备给予税收优惠，并准许加速折旧。推动银行对于钢铁工业前沿技术、基础研究给予融资方面的大力支持，并对重大项目拨付政府补助金；
依托中介组织，协调钢铁与下游行业制定修订相关产品的标准和规范，构建钢材质量保证制度，与工厂认证制度并行实施。调整废钢、电力等原料、能源价格，对进口废钢量进行贸易管理。
最后看美国。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的相当长时间里，美国一直是世界钢铁第一生产大国。之后受“石油危机”冲击，美国钢铁产业竞争力逐渐下滑，80年代开始大规模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
从1980年到1989年，美国粗钢产能从15370万吨压缩到10510万吨，产能利用率从66%提高到了85%，从业人数由50万人减少到了21万人。
美国这一产业调整时期的主要措施如下：
注重贸易保护。美国钢铁工业拥有强大的工会，为平稳推进产业调整、减少对就业的影响，往往推动政府通过调整税收、采取限额、反倾销诉讼等多种手段实施钢材贸易保护。修订税务、折旧、金融政策，加快钢铁企业资金积累，提高钢铁企业融资能力，促进钢铁产业改造升级。如缩短钢铁设备折旧年限，对钢铁企业实施减税、免税，并根据情况延长减免时间等；
美国高度重视先进技术对产业结构调整、改造升级的支撑作用。综合考虑市场、资源和产业基础等情况后，美国政府大力支持钢铁企业在工艺流程、技术装备上瞄准领先水平，推动钢铁企业实施现代化改造，提高生产效率。支持资助企业、科技机构开展重大基础研究、先进技术装备应用和科研人员培训等；
不再在环保等方面对钢铁企业实施更为严格的标准、条例。推进兼并重组，提高大钢铁公司的市场掌控能力……
这些国家或地区关于钢铁产业的调整逻辑，千人千面。但总体归纳，他们对钢铁工业采取的有效调整措施，有如下这些共性：
采取贸易、标准、补贴等种种保护措施，防止形势过度恶化；限制产量和削减产能，结合淘汰落后、兼并重组，实施集中生产、专业化生产，同时优化了产业布局；注重科技创新对产业升级、提高竞争力的支撑作用；推进产品升级，调整品种、提升质量；政府补贴力度大，但要结合结构调整有保有压，方向上朝失业人员、新技术改造倾斜。
中国之路
如今，中国正在全力推进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全面深化改革，欲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拓宽自由贸易范围。因此，协调限产以及采取贸易、补贴等保护措施，不再适合当前中国钢铁产业转型、调整的要求。
中国应当大力借鉴的，是上述的削减产能、推进产品升级、加快创新发展和加大政府托底政策力度等等。
基于中国钢铁产业转型发展遇到的现实困境，以及下游行业对钢铁业的需求和国家政策的相关要求，结合国外钢铁产业转型的有益经验，笔者认为，中国钢铁产业转型升级路径有如下几条。
一、压减过剩产能，推进产品升级，实施多元发展
一方面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法、污染物排放标准和能耗限额标准等法律法规，修订完善淘汰落后标准，依法依规压减过剩产能。此外，在规范条件、项目清理整顿等已有工作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差别电价、差别融资条件等配套措施，促进不符合条件的企业加快退出。
另一方面，各级政府应加大产能退出的政策托底力度，特别是在唐山、邯郸等压减产能任务重、影响大的地区，要出台差别化政策，针对人员安置、债务处置采取稳妥的办法，促进化解产能过剩的平稳实施。
加强对钢材产品全生命周期评价，合理制定、修订钢材消费行业的用钢标准，做好钢铁产品标准与用钢行业标准规范的衔接。推广应用钢结构建筑和桥梁，提高建筑使用寿命和安全性。
建立质量追溯和信用评价机制，健全产品质量检测体系，加强企业精益化生产和精细化管理，提高建筑、机械、轻工、造船等行业用钢材的产品质量、档次和稳定性。打造汽车板、硅钢、轴承钢、齿轮钢、海工用钢、核电用钢等重点产品的世界品牌。引导企业积极参与国际钢材标准的制修订，推动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内标准上升为国际标准。
关于多元化，业界争论较多。笔者认为，应着重培育多元产业的市场化独立生存、发展能力，提高体系外业务比重，与主业良性互动。当前钢铁企业多元化发展的主要方向，应该是上下游多元化。即资源开发利用，产业链延伸加工，钢铁物流产业，工程技术，金融、电子商务，城市服务业，装备制造，新能源以及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
二、由制造到服务，以“互联网+”为行业增值，探索智能制造
支持钢铁企业开展先期介入(EVI)，与下游用钢企业合作研发新产品，制定实施解决方案。
延伸钢材深加工服务，完善配送与物流体系，提供标准化的产品库存管理和及时配送服务，拓展产品销售渠道。加强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在材料加工使用过程中提供材料检测、节约钢材、低成本应用技术等服务。
鼓励有条件的钢铁企业开辟电子商务、钢铁互联网金融等服务新领域，推进服务升级，与用户共创共享产业链价值。
各个钢铁企业重点围绕“生产制造自动化、企业管控信息化”两化融合贯标，打造智能工厂示范、供应链协调管理示范，建设第三方电子商务、大数据平台等，推进信息通信技术与钢铁制造技术的深度融合发展。
如今全球已经进入智能制造时代。中国钢铁行业必须迅速普及应用钢铁制造的基础自动化和过程控制自动化，引导钢铁企业因地制宜地应用烧结机智能闭环控制系统、高炉专家系统、“一键式”炼钢、智能精炼控制系统、加热炉燃烧过程优化控制、核心轧制控制系统、环保智能监控、能源管控中心等智能化技术。
三、改革创新提效，加快绿色发展
推动国有钢铁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经营机制市场化，向公众性公司方向发展。建立高效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规范民营钢铁企业经营，结合民营钢铁企业产权明晰、权责明确、经营灵活、管理高效的特点，建立符合现代企业特点的组织机构、决策机制和管理体系，着力优化家族式企业管理模式，推广普及职业经理人制度，健全股权激励、制衡和约束机制。
针对环保风暴，中国钢铁行业必须实现“绿色发展”，即实现绿色产品、绿色物流、绿色产业、绿色制造和绿色采购。绿色产品，指的是按全生命周期绿色环保要求，开发应用有市场竞争力的新产品。绿色物流，指的是优化物流体系，降低原燃料、产品等钢铁相关物资运输、装卸、贮存过程中的消耗与排放。绿色产业，指的是围绕钢铁三废高效回收利用和节能环保技术产业化应用而衍生发展出的产业。绿色制造指的是钢铁生产过程中以“降耗、增材、提效、减排”为目标而采取的工艺优化、技术升级和节能环保措施。绿色采购则是指考虑“生产绿色低碳、产品高效长寿”的因素，引导钢铁企业物资采购和供应商管理。
四、推动兼并重组，走向国际经营
以提升企业竞争力为核心，大力推进钢铁企业兼并重组。支持企业通过兼并重组、交流协作，加强和完善行业自律，建立区域性企业协调机制和同类产品企业协调机制，减轻恶性价格竞争。
推进已重组企业加强实质性整合，再造业务流程，切实发挥协同效应，提高综合竞争力。加强钢铁企业兼并重组服务体系建设，为促进企业兼并重组提供咨询评估、调查研究、分析预测、信息数据、政策法规等服务。
如今，“一带一路”成为国家战略，钢铁行业必须紧紧抓住历史性机遇，联合高铁、核电、汽车等产业链下游企业，依托境外经贸合作园区，实施产能合作。国家应支持中国钢铁企业以新设、并购、参股、技术和品牌投资等多种方式，在市场需求大、科技资源密集、基础条件好的国家和地区发展钢铁生产、深加工，构建市场营销服务网络，营造研发创新平台等。鼓励国内钢铁生产、工程技术、设备制造和咨询服务企业积极开拓海外工程项目市场，输出冶金技术、成套装备、智力产品和劳务等。
同时，也应鼓励具备资源、市场、品牌、资金、技术和管理优势的境外企业投资中国钢铁产业，促进国内钢铁企业优化完善产权结构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推动产品研发应用和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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