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朝国企，百年重钢，这个诞生于晚晴洋务运动之际、起源于汉阳铁厂的老钢企已经走过了125年的岁月，亲历了中国近代工业的曲折发展历程，传承了中华民族钢铁工业的血脉，支撑了全民抗战的危局和信心。战时中国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1944年1月1日载文称重钢的前身——钢铁厂迁建委员会（简称钢迁会）：作为“作战力的一个标志”的钢铁工业在重庆也曾有过迅速发展，最多时竟占了全国的90%。
山河不幸，78年前日寇铁蹄踏破山海关，肆意蹂躏中华民族的大好河山；而重钢有幸，能在国家生死存亡之时，以钢铁般的意志和巨大的牺牲书写重钢人功著抗战的传奇。1938年，在抗战形势最为危急的紧要关头，钢迁会毅然扛起时代赋予的重任，钢铁前辈们冒着日机轰炸逆长江而上，将汉阳铁厂等中国仅存的钢铁工业血脉择要西迁，在重庆大渡口长江之滨建成抗战大后方规模最大的钢铁联合生产企业，先辈们将钢迁会作为“中国的克虏伯厂”努力经营，筚路蓝缕、备尝艰辛，想方设法坚持生产，有力支撑了战时兵工事业，成就了“国之桢干”的担当。
临危受命 重器西迁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预谋已久的侵华行动全面铺开，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钢铁工业一向被称为作战力的标志，抗战军兴之际，钢铁能否持续供应战备考验着整个国家民族，在此危难之际，钢迁会奉命成立，担负起将仅存的钢铁工业择要西迁至抗战大后方的重任，1946年的《钢铁厂迁建委员会统计手册》这样写道：“民国27年（1938年）3月1日，本会奉令在汉阳成立，其主要工作为拆卸汉阳及武汉附近其他各钢铁厂的机器设备，以备迁川建厂，俾为后方钢铁事业树一基础。”
钢迁会成立后立即展开工作，广泛组织流散在各地的工程技术人员参与拆迁工作，“细心筹划，大胆施工”，冒着被敌机轰炸的危险，从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六河沟铁厂和上海炼钢厂等处拆卸机器设备5.68万吨，拆卸工作一直持续到1938年10月21日武汉撤守前夕，撤离武汉之前，钢迁会还会同军方将不便拆除的设备器材主动炸毁，以免资敌。
拆卸下来的设备器材随即开始从水路转运，11月间，钢迁会拆卸的数千吨机件器材，被分装在74艘木驳以及钢迁会所属5艘拖驳上，因为燃料缺乏耽误了时间，船只无奈被困于石首封锁线下。钢迁会职员王干臣挺身而出，往返跋涉雷区十余次，以身试险，终于以自身性命安危为代价探得安全航线。在王干臣如此壮士行径的鼓舞之下，曾服务长江航运界多年的钢迁会铁狮轮大副钱安益自愿请命，带领各轮驳探索前进。尤其让人感动的还有钢迁会运输股临时雇员刘朝祥，虽然位卑薪薄，但他仍然深明大义，甘冒最大牺牲，押运装载急要器材的木驳首艘试航通过封锁线。在其感染带动之下，钢迁会及兵工署第二十一工厂的近百只轮驳循着迂回曲折的通道鱼贯而行，仅用了不到二十天的时间便全部顺利通过封锁线，将这批价值甚钜的设备器材安全运出。
钢迁会艰难的西迁转运工作从1938年6月初一直持续到1939年底，由于时局紧张，航运困难，沿途于三斗坪、庙河、巴东、巫山、奉节、万县、涪陵、九龙坡等处设立转运站，依据设备器材状况及航道条件合理布局运输方案，期间克服了枯水期及山洪暴发期等种种困难，冒着敌机轰炸，穿梭于凶险川江，“幸赖全体员工奋发努力”，终于齐心协力将钢迁会所属设备器材顺利运抵大渡口，为尽快建厂复工生产，支援前线抗击日军奠定了基础。
群贤毕至 兴厂抗战
钢迁会成立初期，从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及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和汉冶萍公司、上海炼钢厂等处集中了各种专家进行建厂筹划、设计及建设，计有杨继曾（兵工）、张连科（矿冶）、严恩棫（炼铁）、刘刚（炼铁）、彭荫堂（炼铁）、翁德銮（冶金）、唐瑞华（冶金）、梁文贵（炼钢）、徐纪泽（轧钢）、王兴芳（机械）、胡超荣（机械）、孙翔鹏（炼焦）、陆宗贤（耐火）等，他们大多毕业于国内名校并有留学海外深造的经历。当时厂中技术人员众多，学术空气浓厚，虽处战时，钢迁会图书馆仍想法设法获取国外专业杂志，在生产上一遇国外新技术便立即试用：如在美国杂志上发现了意大利工人Crispi卖给德国的专利所提供的线索，于是据此改进了平炉用焦油白云石炉底的煅烧、比重粒度配比、打结方法等，延长了使用寿命；又学习美国物理化学家C.H.Hergy的新探索，改进了平炉的炉渣控制及脱氧方法；还试用美国平炉炉头中心线偏向角纠正火焰喷前墙的经验，使平炉火焰方向正常等；电炉也已开始采用美国新技术试验Si-Ca渣，Al-Ca渣等。
此外，钢迁会还有不少来自沪 、汉的老工人，他们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是钢迁会建设最为宝贵的财富之一。抗战爆发后他们激于爱国义愤，弃家随厂西迁，尽管战时物资缺乏，物价上涨，厂子待遇菲薄，生活极为困难，加之日机不断轰炸，工作极为艰辛，他们依然坚守岗位，开炉炼钢炼铁，为抗战出自己的一份力。工人乙丐在一篇名为《我们的生活》的散文中这样写道：“抗战是这样紧急，人们的生活是这样煎迫。我们并不觉得难过，因为我们早已了解了现实，我们的生活目标不是为了钱，也不是为了利，我们只有一个愿望，一个思想，一个期待，那就是努力造械，争取抗建大业早日的完成，以及和平的早临。”他们拥有最平凡的名字：黄志和、胡季义、张宽馀、潘德生、陈阿根……这些老一代中国钢铁工人的高尚品质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同时钢迁会还向各大学征聘各专业毕业生，来自西南联大、交通大学、北洋工学院、重庆大学、云南大学、西北工学院等院校的青年才俊汇聚一堂，在设计、建设及生产中培养锻炼成为技术骨干。1940年，钢迁会着手筹备学徒班，后经改组成为第三十八技工训练班，由曾经考察欧美18国艺徒训练工作的高许培等人出任班主任，前后五年间共培训普通技工266名，特别技工81名。
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钢迁会集无数爱国志士于一厂，在钢铁战线上共赴抗日伟业。他们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坚持生产，不仅提高了钢铁产量与质量，贡献于兵工生产支援前线，还在生产实践中提高了技术水平，锻炼造就了一大批专业技术人员，为国家培养了极其可贵的本土人才。事实证明，抗战胜利后，全国各大钢铁厂、大专院校、研究院、设计院等部门的技术领导，均有出自钢迁会者，台湾省钢铁界的领袖，亦多出自钢迁会。钢迁会为抗战出了力，为建国育才的意义则更加深远。
狂轰滥炸 钢厂岿然
日军从1938年底开始对陪都重庆施以野蛮的战略轰炸，整个重庆市区时时警报长鸣，红球高挂。这样的轰炸持续了5年半之久，重庆地区的钢铁厂、兵工厂等时时遭到敌机的侵袭扰攘。
1940年9月14日约午后1时，钢迁会厂区忽闻警笛一长一短的空袭警报声，须臾变成警笛短音相接的紧急警报，钢迁会职工和家属纷纷躲入附近防空洞，炸弹轰鸣中，可见风浪卷入洞内，空气中夹有灰尘，洞中石壁震抖。约3小时后闻警笛一声长鸣，出洞方知侯家湾、石槽门、沪汉村、洞庭村、白鹤嘴等处全部被炸，一位老工人气愤地说：“日本飞机跟着我轰炸，我在上海、汉口它轰炸，我到了大渡口，它又跟着来炸，老子有一天要把东洋鬼子杀光，方消我心头之恨”。
据亲历者徐万邦回忆：“这次轰炸死伤百余人，香涛院约百平方公尺的小小门诊布满伤者，公路侧卧于门板竹床上之伤者排成两行，等待救治。但见有手腕炸断，医生一手喷红药水，另一手正剪残皮者；有头破血流，臂足残，正消毒捆扎者；有弹片嵌入腹内，医生正探视者。伤者呻吟声、家属哭嚎声、医生安慰声，声声入耳，场面悲惨，令人魂断。”当时日寇扶持的汪精卫南京伪政府曾广播，“九·一四炸得大渡口火光熊熊，今后还要炸到光熊熊”。可见战时大渡口因为钢迁会的关系，对日本人而言还是具有一定力量的。
日军的轰炸并没有使钢迁会职工屈服，而是激励他们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互相救助，加紧生产，以实际行动与侵略者抗争。为躲避空袭、减少损失，钢迁会采取了很多积极有效的办法，如在双山布置高炮阵地，开凿用于员工避难、存放重要器材的山洞，对厂房烟囱等重要设施进行伪装等。虽然日机频繁轰炸，但钢迁会炼铁炼钢的高炉和平炉，从未熄火停产！
钢迁会职工邹宗友回忆道：“我们当时一边安装设备，一边生产，一边还得躲避日机轰炸，每天都要注意高处挂红气球没有，挂了红气球，就是空袭警报，预示日机马上就要丢炸弹了。我们当时很希望尽快地赶走日本鬼子，我们好安心工作、生活；也希望多生产一些钢铁产品出来支援兄弟兵工厂，多生产出一些子弹、枪炮，好狠狠地打击日本侵略者。”
钢迁会李子林马路旁有一小池塘，据说是1940年遭敌机重磅炸弹轰炸后水浸成池而形成，附近住户养鱼养鸭种菜多在此取水，战时钢铁人的豁达乐观是支撑抗战胜利的又一重要力量。
国之桢干 厥在钢铁
钢迁会是在外敌入侵的紧急情况下紧急迁建，尽快复产支援前线是其建厂初期的主要任务之一，所以1939年底即已出产螺丝铆钉约80吨、铁矿砂6万吨，到1942年全部建成时，钢迁会已有员工1.5万余人，成为抗战大后方最大的钢铁联合生产企业，是“直接为国民政府提供军火生产原料的重点企业”，生产任务由政府指令下达，是“国民政府重点保护的骨干企业”。
《新华日报》1944年1月1日载：作为“作战力的一个标志”的钢铁工业在重庆也曾有过迅速发展，最多时竟占了全国的90%。钢迁会仅1943年即生产铁矿44613吨、煤10178吨、焦炭27085吨、生铁13393吨、钢4069吨、钢材2416吨。钢迁会的生产经营方式是按兵工署下达的制造令和所拨制造经费款，购置原燃材料组织生产，所产灰口生铁、钢锭及各型钢材，均由兵工署逐月配给各兵工厂制造枪炮子弹之用，每月产品数量以拨款多少而定。钢迁会“在建厂后所产之钢铁产品，不分质量优劣，都由国民政府包干销用，尚有供不应求之势”。
1941年11月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何应钦视察钢迁会，并题词称誉“奠兵工自给自足之基础”，次年10月19日，经济部部长翁文灏视察钢迁会，“闻100吨炉曾出铁共16000吨，”不禁感慨道：国之桢干，厥在钢铁。
1945年夏天，钢迁会2号10吨平炉创造了117炉的炉龄，炼钢部领工张宽馀（老炼钢工人，抗战爆发后经上海三兵工厂动员，弃家随厂来川抗日）讲：“阿拉今年五十几，伴了半辈子炼钢炉，没见过平炉超过100炉，格个事体是天菩萨保佑。一定能打败日本鬼，阿拉好早回上海，格是大喜事，主管工程师张如宾应磕头拜炉”。张让领工代拜。次日，张宽馀师傅自费买了香蜡纸烛，穿着整齐，在2号平炉前点燃香烛，恭恭敬敬地向炉子磕了三个响头，同时点燃纸钱、鸣放鞭炮，大呼：“抗日必定胜利！”
终于在1945年8月7日，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了钢迁会，“日本投降了！”“中国胜利了！”，人们奔走相告，欢呼雀跃，整个大渡口鞭炮声震天，响彻云霄，商店里面的鞭炮早就被抢购一空，是夜电灯通宵达旦，人们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不舍离去。
重器西迁，为国扛鼎，抗战烽火中的钢迁会继承并发展了汉阳铁厂未竟的事业，建设起大后方最大的钢铁联合生产企业，积极投身于抗战建国的时代伟业之中，在艰苦备至的大后方，在疯狂呼啸的敌机下，骤然而兴，巍峨屹立，以钢铁般的意志熔铸了影响至今的企业之魂。“负责任、守纪律、肯牺牲，不避艰难，刻苦耐劳。公正廉明，合群互助。为国服务，不分劳资。”这样的精神不仅属于过去，也应传承到今天；不仅是一个企业的光荣，也应是全体中华儿女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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