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是中国具有较强国际竞争能力的产业。2013年中国钢产量初步估计为7.8亿吨，比上年约增长6.7%，是2000年的6倍多，占世界钢产量比例已由2000年的15%提高到50%，在世界钢铁业的地位举足轻重。

然而，近两年来，钢铁工业平均销售利润率基本上排在工业领域倒数一二，大中型钢铁企业主营业务处于亏损状态，产业陷入经济效益低迷中。随着国民经济减速和减少对投资、出口的过度依赖，中国钢铁消费已进入“峰顶区”，即使按乐观预测，到2020年前后达到8.5亿吨左右的需求，年均增长率不到3%。

预计2014年以及今后若干年，钢铁产业大致处于这种状态：增幅很小，但还不至于绝对萎缩，尤其是不存在大幅度萎缩的可能性;同时，鉴于国家化解产能过剩政策逐步落实，以及钢铁产业效益低迷，钢铁产能“无序扩张”现象将收敛。这样，供求矛盾将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而行业经济效益是否能改善，主要取决于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如何。体制和机制的问题如不能及时得到解决，钢铁行业很可能仍将在困境下运行。

问题根源在于市场失灵

一直以来，行业内外习惯于把中国钢铁行业经济效益困境归结于原料等要素涨价、市场需求萎缩和严重产能过剩。目前看来，这三条理由都并不充分。回顾历史，钢铁行业平均利润率与铁矿石价格不存在密切关联，这两年矿石价格总体下滑，钢铁行业效益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差。

再看需求方面，随着国民经济减速，钢铁消费没有保持过去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但尚未发生绝对量减少现象，只是增速下降而已。

从国际对比来看，欧盟27国2012年钢材消费比2007年下降29.6%，日本下降21.2%，美国下降10.7%，它们才真正称得上是“消费萎缩”，而同期中国钢消费增长了29.6%，预计2013年消费增长6%以上，很难说是“萎缩”。

产能过剩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市场失灵导致的产量过剩，即一部分企业不计盈亏，严重亏本仍坚持不减产、不停产。一方面，这些亏损大户拉低了行业利润平均值;另一方面，其“亏本干”又拉低了钢材价格，推高了原料价格，让同行深受其害。而这正是导致中国钢铁行业现状的主要原因。

上述现象的根源可归结为三个方面：

一是政企职能错位。很多地方政府出于政绩考核、增加税源、扩大就业和维稳等动因，不顾中央政府关于不得违规扩大钢铁产能的要求，默许、纵容甚至强令企业扩大钢铁产能，给予当地钢企大量财政补贴。政府该管的、有法可依的，却没有管住管好，如对本地企业违规排污放松监管。

二是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尚不完善，主要表现在国企与民企之间的不公平竞争。国企装备和产品质量好，经营管理规范，但历史负担重，机制不灵活，该发展时被投资管制政策束缚了手脚。而民企方面则反映受到诸多不公平待遇，如国企在获得矿山资源、平价贷款、上市融资、政府补贴等方面占尽先机，而自己不仅得不到任何优惠，即使合法经营也不被承认。

三是国企机制滞后。一些大型国有企业严重亏损，部分原因是受民企不合理的低成本挤压。但也要承认，一些企业存在投资重大失误，而在经营方面不得不“做亏本买卖”，其背景主要是当地政府的干预和救助。

需建立有进有出的长效机制

近期国务院发布的化解产能过剩政策中有以下措施：一是不准新增钢铁建设项目;二是对在建违规项目进行清理;三是对已有违规产能进行清理。前两条可以看作是“关门政策”，眼下看是必要的。

但从长期看，简单地一直关下去也不是办法，毕竟中国尚未完成工业化和城镇化，钢需求仍有一定增长空间。过去十几年就是因为认为“产能过剩”了，不能再建了，其实需求还有增长空间，结果限制了先进产能发展，反为落后产能留下了发展空间。因此，关键还在于要建立通畅且进退有序的长效机制。有进有出，这个市场才能良性运转，产业才能不断进步。

首先，要真正转变政府职能，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和企业的关系。实践证明，产能过剩严重的行业，正是政府直接干预较多的行业。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政府部门势必逐步改变工作方式，将过去侧重批规划、分指标、下命令真正转变到制定规则、监督执行和做好善后工作上来。具体说，就是制定和完善并严格环保监督执法，完善产品质量监督体系和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等。过去财政资金补贴亏损企业的做法，今后随着预算法规完善势必得到纠正，这部分公共资金将主要用于解决企业退出带来的遗留问题，如职工失业和地方财政缺口等。

现在，环保部门正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钢厂实施24小时远程监控，这是发达国家环境管理行之有效的办法，应成为中国化解产能过剩的“杀手锏”，将排污信息不仅传递到政府部门，而且在网上公布，接受全社会监督。

第二，通过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减少同区域市场同质化竞争打价格战现象。钢铁作为资本密集型和热连续流程产业，减产和退出的门槛都很高，这是导致钢铁企业宁肯巨亏也不轻易减产停产的技术经济方面的原因。韩国和日本的钢企同样面临全球性钢铁产能过剩的局面，但主要企业的经济效益比我国好，主要是集中度较高的市场结构所致。

中国地理面积辽阔，钢产量七八亿吨，整体上难以达到日、韩那样的集中度，但提高区域市场和若干产品品种的集中度还是有可能的，也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清醒认识这一趋势，主动谋求重组，比经过一番残酷混战最终实现这种结构，损失要小。

第三，钢铁企业应加快内部改革和战略性调整。尤其是国有企业要丢掉“政府不会不管”的幻想，通过内部机制改革做到产量可增可减，干部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出，发挥自身长处，立足于提高竞争力而不是政府扶持求生存，谋发展。

此外，要给民营钢企以公平的市场地位，通过法律法规和政策引导它们加强自我约束，改进经营管理，把它们打造成钢铁行业最有活力的生力军。而民营企业自身也要完善环保、能耗和质量等方面的基础管理，以及改变家族式管理为现代企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