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数智化是落实二十大精神的迫切需要
姜维认为，推进钢铁行业数智化，是落实二十大精神的迫切需要。接着，他从3个方面具体进行阐释。
一是我国仍在工业化进程中。
他从人均钢铁积蓄量、累计人均碳排放量、第三产业从业人数占比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分析。截至2020年，我国人均钢铁积蓄量只有8吨，美国、日本当年达到钢铁峰值时的人均钢铁积蓄量分别为11吨、10.5吨；1900年-2019年，中国累计人均碳排放量只有157吨，与美国、英国分别为1219吨、920吨相比差距甚远，即使跟世界平均的210吨相比也有差距；目前我国第三产业从业人数占比约50%，与美国约80%、日本约70%的占比仍有一定距离。几方面的数据均表明我国工业化仍在进程中。从我国钢铁产量也可看出，尽管“十二五”“十三五”粗钢产量年增长率已从“十五”“十一五”的两位数下降到个位数，但仍保持一定的增长，可以预期近一段时期中国钢铁仍将保持一定的生产规模。
二是我国工业化的粗放式发展、规模扩张型方式亟须转型。
姜维认为，仍在进程中的我国工业化，原有粗放式、要素投入、规模扩张的发展方式亟须转型。2020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为49.8亿吨标准煤，占全球的24.3%，单位GDP能耗是全球平均的1.5倍。我国GDP总量占全球的19%，而用电量为75110亿千瓦时，占全球的26%，人均用电量是全球平均的1.7倍，其中生活用电量占全球的18%，生活用电量占比与GDP占比基本一致，说明我国工业用电量仍然偏大。目前，我国占19%左右的GDP，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达到了40%，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了70%，铁矿石消耗量占到了世界的58%；与此同时，我国消耗了世界48%的精炼铜、54%的钢铁、25%的矿产、28%的碳排放。“以这样的发展方式，全世界的资源全给中国，我们才可能实现再翻番。这是不理性的，也是不现实的。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工业化进程中粗放式、规模扩张型的发展方式必须转型，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姜维强调。
中日两国劳动效率的对比数据显示，我国通过科技进步带来劳动效率提升对GDP的贡献率明显低于很快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日本。姜维指出，“劳动效率提升是转型升级的核心要义，科技进步是提高劳动效率最重要的关键要素”。
他同时指出，2004年-2020年，虽然我国GDP增长的曲线和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工资增长曲线基本是同步的，但从16年的跨度来看，我国GDP增长了4.75倍，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工资增长了6.27倍，我们人口成本的比较优势已经逐步在弱化。“从2007年开始，我国工资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初期，增长主要来源于农业人工向非农业领域转移由于开始劳动力转移量很大，几乎是无限供给，所以工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带来改革开放经济的快速发展。目前工资快速增长，低价值链的产业已经或正在向人工成本洼地的其它第三世界国家转移，我国迫切需要经济向价值链更高端跃升，从而带动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目前社会稳定与改革力度、改革进度与改革力度之间的权衡，难度很大，直接关系到是否能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姜维特别引用了财政部前部长楼继伟的观点。
通过分析，他进一步阐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核心要义就是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
三是智能化时代的到来，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带来了契机。
“当前，我国转型升级面临较大压力，随着工资水平的提高，一些低附加值产业面临转移，发达国家也在推动再工业化、实体经济回流，我国制造业正面临来自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两端”挤压。智能化时代到来了，无疑成为我国工业体系转型升级、增强和重塑竞争优势的重要抓手，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机遇。” 他说，正如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委员会发布的《智能制造决策者指南》所说，第一，智能制造可以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力成本相对总成本将减少，使得处于成本边界上的制造业更容易扎根到劳动力成本较高的地区。第二，智能制造将提高生产车间所需的技能水平，这使得只拥有低技能工人的发展中国家承接不了智能制造。第三，智能生产使得小规模定制化更能低成本实现，使得生产地点贴近客户变得经济可行，使得智能制造在高收入国家更容易生根。
“所以，这就是我国为什么要把智能制造放在国家战略位置的原因。”他说道，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学习时强调，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
姜维指出，发达国家对智能制造的投入和占领，不仅会削弱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比较优势，而且有利于发达国家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比如，美国提出的《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德国提出的《工业4.0战略计划》、日本提出的《社会5.0战略》等，其目的就是通过发展智能装备制造业控制产业制高点，运用现代智能制造技术和工业互联技术，来提高传统产业生产效率，通过装备新兴产业来强化新兴技术的工程化和产业化能力。因此，他认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经济强国和军事强国，必须先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制造强国。智能制造无疑是解决“我国制造业正面临着来自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两端挤压”问题的战略机遇和必然选择。
“钢铁作为‘工业粮食’，钢铁产业作为我国世界制造大国和提升制造业国际市场竞争力的重要基石，钢铁工业与智能制造的深度融合将充分引领和显著加快我国传统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转型升级进程。”姜维认为，“钢铁行业要实现创新发展，至少包含产品创新、生产技术创新、产业模式创新、制造系统的集成创新4个层次，而智能制造在这4个层次的创新都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欧冶云商F2F模式，恰恰就是借助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技术，实现产业模式的创新。”
绿色低碳是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姜维认为，现阶段我国绿色低碳发展不是被动的，恰恰是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从发达国家的经历来看，碳减排曲线与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和城市化率有密切关系。一般来讲，在服务业占比达到70%左右、城市化率达到80%左右的时候，碳排放也开始达峰并下降。目前，我国服务业的占比只有54%左右，城市化率也只有61%，我们离西方发达国家表现出来的碳减排拐点或结构特征还有一段距离。或者说，碳达峰、碳中和会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工业化进程。
他指出，我国的绿色低碳发展历程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在绿色发展1.0阶段，主要是通过降低能耗、循环经济等，提高企业效益，促进绿色发展；在绿色发展2.0阶段，制造业达到了一定规模，环境承载压力加大，企业有减少污染物排放、实现蓝天碧云的责任和义务，主要通过投入，实现花园工厂、城市共融；在绿色发展3.0阶段，要通过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调整、生产结构调整、系统极致能效、产品结构调整、生产工艺突破，实现绿色低碳，从而带动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当前正处于绿色发展2.0阶段向3.0阶段迈进的关键阶段。
据姜维介绍，钢协集行业专家之智，逐步形成了钢铁行业低碳路线图：确保2030年碳达峰，到2030年(近期)，钢铁行业具备较2020年二氧化碳排体总量降低15%的资源条件和技术能力；到2040年（近中期） ，钢铁行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较2020年降低40%；到2050年 (中远期)，钢铁行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较2020年降低85%，同时通过产业链协同、更高性能钢铁产品升级应用等举措，可为下游行业和社会降碳约2.8亿吨，为实现碳中和夯实基础；到2060年（远期) ，钢铁行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较2020年降低 95%，借助碳汇与社会力量实现碳中和。
最后，他在总结时说道，钢铁行业贯彻落实二十大精神，重点是紧紧抓住“1231”（聚焦“全面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一个根本任务，坚持“绿色低碳发展和智能制造”两大发展主题，着力解决“控产能扩张、促产业集中、保资源安全”行业三大痛点，持续推进中国钢铁产业国际化进程）的任务，其中绿色低碳发展和智能制造是关系到钢铁行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两大主题，是钢铁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两大保障，是贯彻落实二十大精神的集中体现。“我们钢铁行业要集中力量做好绿色低碳和发展智能制造，继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更大的贡献。”姜维特别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