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政府进一步强化公共服务和管理职能，规范和提升能耗排放标准，将为钢铁企业创造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环境。我们一直寄希望于国家通过“统一规范行业标准”（包括能耗、环保、质量标准），利用市场化的手段来化解产能过剩矛盾和改善环境染污问题，而不是简单地以钢厂规模和炉容设备大小来衡量其先进与否，更不是以企业经济体制的差异来决定其去留。用能耗、环保、质量标准这一把“尺子”，作为衡量所有企业的唯一尺度，作为钢铁企业准入和存在的主要依据，通过统一“标准”、定好“规则”、当好“裁判”，维护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公平性。从各方面的信息看，政府正在加快转变职能，取消和下放若干行政审批权限，加强环境监管领域的配套制度建设和执法能力建设，有效地改变过去形成的“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状况。这将进一步激发企业的活力，促进市场竞争。

第二，政府通过强化能耗环保监管而形成的倒逼机制，将有利于推动钢铁企业在公平的市场竞争中实现低成本绿色转型。企业向自然环境排放污染物，其实就是将本应该由自己承担的污染治理成本转嫁给了整个社会，形成了负的“外部性”。如果这种负的“外部性”不能通过国家制度安排被企业有效地内部化，企业减少排放的意愿就会降低，甚至毫不节制地扩大污染排放。

由于管理体制、成长历史等种种原因，节能环保投入不均导致的成本差异已经成为影响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之一。据专家分析，按照目前的国家产业政策和排放标准，吨钢环保固定资产投资应不低于100元，每生产1吨钢的环保设施运行成本应为100元以上。据不完全测算，2012年，我国钢铁行业的环保设施平均吨钢运行成本约为55元，企业间吨钢环保运行成本的最大差距达到100元。这一差距直接体现在最终产品的成本竞争力上。能耗环保标准的提升和统一规范，一方面将增加不达标企业的违法、违规成本，缩小企业在节能环保方面形成的成本差异；另一方面将有利于保护节能环保水平标准高的企业积极性，在绿色发展上形成良性循环。

当前，国家正在以实施大气污染治理行动为契机，进一步加大包括钢铁产业在内的环保监管和执法力度，根据企业能耗、排放情况，落实严格的差别化电价、水价等相关调控政策，形成铁腕的节能环保倒逼机制，增加污染企业的环保违法成本，促使环保不达标的钢铁产能彻底退出市场。在强化倒逼机制的同时，为了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国务院在近期下发的一系列文件、规定中，还提出要在财政补贴、税收减免、会计处理、碳排放权交易等方面出台或完善政策支持措施，以保护钢铁企业进一步加大节能环保投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企业实现低成本绿色发展的内生动力。

第三，绿色发展将为钢铁企业降本增效和延伸产业链开辟新的路径。钢铁工业是典型的资源密集型产业。钢铁产品的原燃料成本占总成本的85%以上，是影响钢铁生产成本竞争力的最主要因素。发展“绿色钢铁”，一方面，钢铁企业可以依靠技术创新，提高冶金过程资源的利用效率，通过减少资源能源消耗，降低钢铁企业的生产成本；另一方面，钢铁企业可以进一步强化冶金过程“三废”资源的综合循环利用，由被动投入转向主动经营、创造价值，充分发挥钢铁产业链的优势，培育节能环保产业，形成新的效益增长点。

绿色制造、绿色产品、绿色产业将成为钢企绿色转型的主要方向

作为历史包袱较重的传统资源型企业，近5年，河北钢铁集团以节能减排为主线，在绿色发展方面进行了不懈努力和有益探索。2008年6月组建伊始，我们就在钢铁行业率先提出建设“科学发展示范企业”，实施“绿色引领”战略。5年来，我们累计投入100多亿元，实施了160多项节能减排技术改造，对厂区环境进行大规模的综合整治，彻底改变了钢铁企业“傻大黑粗”和“高污染高排放”的传统形象，创造了世界一流的节能环保指标，实现了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协调发展，提升了企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主要钢铁企业被誉为“世界最清洁的钢厂”，被国务院确定为创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企业”试点单位，被工信部树立为“钢厂与城市协调发展的典范”。

5年的实践，取得的成效只是初步的，但这种有益探索给我们带来的启示非常深刻。绿色发展带来的不仅仅是厂区面貌、企业形象的根本变化，而且是发展理念的全面更新和发展方式的彻底转型。率先实现绿色发展，为我们适应资源环境等外部条件的深刻变化、在更高的起点上加快转型升级争取了主动，赢得了新的发展空间。随着国家政策条件的变化，我们5年来的巨大投入和付出，正在转换为实实在在的效益，收获绿色转型带来的各种“红利”。

当前，中国钢铁工业发展正处在从成长期向成熟期转换的深度调整阶段，节能环保、绿色发展的水平很不平衡。基于对我国现阶段钢铁工业基本特征的认识和河北钢铁集团的初步实践，建议钢铁企业重点围绕拓展钢铁企业“产品制造、能源转换、废弃物消纳处理”三大功能，推动企业绿色发展。

第一，坚持“绿色制造”，将钢铁生产流程打造成为低成本、低排放、高效率、高效益的循环经济产业链。绿色制造是一种综合考虑环境影响和资源效益的现代制造模式，要求突破“污染末端治理”的传统认识误区，提高资源与能源利用效率，实现环境污染最小化和资源能源利用效率最大化。